2)第九节风云再起_我的东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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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而此时国际上的情况更加迫切,欧洲的德国纳粹党已经上台,希特勒于1933年3月当选为德国总理,德国军事实力在其大力推动建设下一日千里迅速膨胀;东亚的日本军国主义也与其一起在东西两端威胁苏联的安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抢在苏联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前取得本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扩大世界上共产主义国家的阵营和力量对抗东西方的帝国主义。此时连续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让中共内部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产生了轻敌和自大骄傲的情绪。中共领导人王明、博古等人顽固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战略命令,采取冒险主义方针,强令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普遍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武装暴动等活动,结果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大部分被暴露从而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到了1932年初只有三千多人,连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逮捕并叛变,使的中共党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将中共党内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迁入了中央苏区。但是王明、博古等人仍然执迷不悟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等人并否定其的正确军事思想,甚至临时党中央还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完全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中共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就错误地判定这次战役是“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同时他们过大地高估了红军此时的实力,认为到了和国民党军最终决战的时候,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国土”的口号,命令三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全线出击主动攻击国民军的碉堡工事阵地,红军艰苦作战至1934年1月,损失巨大但是毫无战果。博古等人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军主力集中突破国民军堡垒线,驰骋于苏折皖赣威胁国民政府心腹重地从而逼迫国民军回援,从而可以乘机粉碎国民军的‘围剿’”的正确主张,却号召红军“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国民军打阵地战拼消耗。再次遭到伤亡巨大后,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到湖南消灭之,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是仍然被博古、李德拒绝。结果红军浴血奋战至9月,伤亡惨重,不但没有打退蒋介石的“围剿”还将自己陷入了及其危险的境地。

  10月,中国共产党临时党中央被迫决定将此时红军主力仅剩的8万余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由陈毅、项英率领部分红军和游击队留下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中共红军长征后,经过数番苦战突破蒋介石设下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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