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可的,不愧是后面的“坨爷”之称,当然李坨在文章最后的发问,方明华并不打算回答。
最后问一句方明华同志:从去年那篇《站台》,到今年的这篇《秋菊打官司》,如果再算上前几年写的那篇《一个都不能少》,写的都是现实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文坛一片“先锋”笼罩中,依旧有着现实主义小说的生存根基?而你称之为新写实小说。”
又聊了几句,才挂掉电话。
在柏林,他一直拒绝穿西装,要不是登台前如果不是事先有人以维护国格“威胁”,他觉得穿着平时那个粗布棉袄上场挺好。
“哦,您说。”
“小说这种载体受众还是比较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老百姓也很少看杂志小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我建议拍成电影!”
“是明华同志吗?”
第一次看到民告“官”,最后竟然还赢了!
此时的张亿谋还笼罩在一片幸福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这个秋菊,还有小说中作为“反面人物”的村长王善堂,他们的一举一动看上去是还那么熟悉,还有那些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多谢刘常委鼓励。”
就在今年(1988年),2月12日举办的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张亿谋凭借电影《红高粱》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这是中国电影人首次在欧洲大三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
“明华,你写的那篇小说《秋菊打官司》非常好啊,昨天的《人民日报》你看了吗?报纸专门对这篇小说进行点评。”
当时,张亿谋穿着出国前才做好的西装,他大笑着接过那尊因《红高粱》而获得的“金熊”,然后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金熊在他头顶上灿灿生辉。
“对,就是他!刚刚在国外拿奖,是我们国家更是我们秦省的光荣!我让文化厅的同志和西影的吴厂长沟通下,让他说服张亿谋拍你这部小说!”
“那就好,伱们强强联手,一定会拍出一部既有美学价值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
本来自己就是个憨人嘛,非要让我穿西装?
方明华用自己细腻的笔,为庸碌的人们徐徐展开这幅生活图景:一个怀孕的女人,是凭借着怎样的坚韧与倔强,一步步“上访”,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说这是法律意识的觉醒的话,我更愿意为其加上一个注释:这个觉醒含着人情的温度。”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陈旧而向往现代,迟缓而渴望迸发。城市里高低不齐的街景中间,廉价旅馆旁是“新潮发屋”;镇上赶集的年画摊上,港台明星的画报与伟人的画像并列其中,这一切都像是個隐喻。
儒雅?风度翩翩?
那不是自己。
“那你要好好看看,可是对你这篇小说大加赞赏,文章说:这篇小说给普通老百姓以及普通干部上了一堂鲜活生动的法制课,老百姓如何维护好自身权益,基层干部要改变自己一些违反法律的做法,否则就会被老百姓告上法庭.这可比拿着法律条文念一百遍也强啊。”
虽然有人评价不好,不过他觉得很满意。
“你是说张亿谋吧?”方明华问道。
现在,他正在自己家里,欣赏着这张照片。
刘常委在电话里说出自己的意见:“咱们秦省不是出了一个著名导演吗?让他来拍!”
方明华坐在椅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想起刚才的话。
张亿谋过去开门,是西影厂厂长吴天民,咯吱窝里夹着一个旧公文包。
“厂长,你怎么来了?”张亿谋感到有些惊讶。
“我来看你获得那个金熊奖,是不是就变个人?”吴天民说着进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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