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而刘钰上台主持贸易后,发展航海术,打造海军,开辟海运,使得广东现在吃的都是南洋米,而不再是两湖米。
他无意间就废掉了大庾岭的大宗稻米贸易。
至于剩下的,就更不用提。
生丝、茶叶、大黄、瓷器、棉布等等,也不需要走大庾岭商路去广东了,而是或者就近、或者改变方向去松江府了。
这里面随便一项,影响都在三五万人上下。
比如茶叶。
历史上引起了北美独立事件链的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武夷茶,加工中心在崇安星村,闽北地区。
大顺这边,前期因为台湾问题,以及时代惯性,以及荷兰等国在奥斯坦德茶叶事件之前没有直航、澳门在各国直航之前是最重要的茶叶中转地、各国要到三十年前才纷纷直航贸易等因素,茶叶的出口地也一直是广州。
形成了历史惯性。
而想要把闽北的茶叶运到广州,需要在闽北装箱,用人力运到江西上饶的运河口镇。
再从运河口镇,运到鄱阳湖。
而实际上,鄱阳湖才是大顺的茶叶中心。
除了福建的武夷茶外,两湖江西等地的茶叶,也是在鄱阳湖地区加工——除了西欧贸易,还有蒙古雪山等国内贸易所需的茶砖,以及俄国贸易所需的茶砖。而且西欧那边也不是只喝武夷茶,要在这里配两湖地区的其余茶货。
这里的加工中心长年累月,也有技术优势,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这里成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欧的茶,在鄱阳湖分包,转赣江、过南昌、到赣州。
到了赣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经挑夫挑着过大庾岭商路,去韶州,再经北江到广州。
单单对西欧出口的茶叶一项,靠此吃饭的挑夫,就有五万余人。
这五万人肯定也得养家糊口,稍微折算一下,就相当于至少二十万人的生计。
伴随着刘钰上台主持贸易,贸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叶运输路线自然而然也就发生了改变。
在刘钰牵头下,商会和贸易公司领头,以股份制的形式,开辟了一条新商路,修了运河和道路,连通了闽北和闽江,直接到福州。
从福州装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当然不会出这笔钱,商贾们没有人牵头也不可能搞股份制基建。
但是,这个基建投资是有利可图的。
茶叶省去了极大的运费。
大顺这边又搞外贸半垄断,并没有因为运费降低就内卷降价出口的情况,单单是省出来的运费,两年就够把投资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运河和新商路去闽江,谁还挑着走那么远去广州呢?
仅仅茶叶贸易的路线转移,就影响了男女老少一二十万人的生计,其余的瓷器生丝粮食等,又要影响多少人呢?
这当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贩卖鸦片的理由。刘钰听他一说大庾岭商路,内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万漕工,终究这关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岭南边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对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觉得真要是这些人起事,镇压一番杀了,其实比安置他们要省钱的多。
这个走私贩子的这些话,并不能引起刘钰对他的丝毫同情,只是让刘钰意识到,岭南问题也该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华北;经济重心在江南。即便废了大运河,华北和江南地区也是紧密联系的。
岭南地区的定位,又该是什么?才能保证南北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过朝廷的力量进行调控干预,将广州定位成“沟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转地、南洋米贸易的集散地”?最起码,容纳一些无地的失业人口做工。
还是说,保持原计划不变,仍旧通过国家干预,将所有的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都让给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粮食期货等贸易,仍旧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个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对诸如粮食期货之类的新事物的态度,以及皇帝猪圈养猪的心态,刘钰略作犹豫后,还是狠下心来。
心道:岭南百姓的命运,还是自发去下南洋吧。不衰败穷困,哪有动力自发下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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