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观察过这个据说号称“家康再世”的将军。
他也算是全程围观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在他看来也就是修补匠的水平,乏善可陈。
要么就是拍脑袋的政策,要么就是和抓抓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爷做派,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改革深度。
这次见面的第一次纸笔交流,刘钰觉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脑子都用在阴谋诡计和平衡术上了。
纸上写的内容倒也简单,可越是简单越让刘钰不好回答。
“怨不得刘君不怕高鸟尽、良弓藏。以大顺之心,日本国非是孤鸟,尚有它隼。刘君这口雕弓尚还有用。日本贫瘠,刘君尚且眼热如此,老夫实在为那些富庶之地捏一把汗,恐重蹈日本之覆辙。”
这就是明显的试探,试探大顺在处置完日本之后,是否还有下一步的动作。德川吉宗虽然不想再得罪刘钰,但在鸟尽弓藏这件事上,梁子已经结下,没有什么退路了。
之前求和时候给刘钰写的信,就一直在挑唆君臣关系,已然是公开的事了。
但这一次再提鸟尽弓藏,却不是为了挑唆。
刘钰提起笔,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谋者金银。周边万里之内,唯日本国多金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将军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锁国更甚。若他不出台正德新令,日本又怎么会招致这场战争呢?”
“将军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义来讲道理。若论礼法,将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礼法的,难道将军真的希望天朝讲‘仁’、‘礼’吗?”
拿出了最丑恶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为被打者的错,更是直接抛下了仁义道德面纱,直言不讳是为求利。
避开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试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面对刘钰的回笔,也不生气。
知道这是刘钰说实话的风格。
为的确实是金银,这句话绝非谎言。
这句话后面的全怪新井白石,这就与事实无关了,这是立场问题。
事实是,新井白石确实缩减了长崎的贸易额。
立场是,日本不希望金银外流,而大顺希望日本外流金银。
牵扯到立场和屁股,事实,只不过是佐证时候的正反解读而已。
德川吉宗回笔道:“如果这样说的话,新井白石并没有错,是贵国的海商没有本事而已。”
“日本国向来仰慕大国,颁发贸易信牌的时候,贵国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兰人只能拿到四支。”
“但荷兰人的船大,四支携带的货物,与贵国商贾几十艘船的载货相差无几。”
“按刘君的说法,要怪的难道不是贵国的海商不能够造大船吗?”
虽然一上台就罢免了新井白石,但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伤口作为记性,德川吉宗此时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为什么要出台那些政策。
这时候不免就要争上一句,明知毫无意义,却也不希望在他眼中为日本好的人,承担这样的责任,亦算是作为幕府将军最后的一点骄傲和尊严。
况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发贸易信牌,除了缩减贸易之外,也是在彰显“日本中心论”,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为“朝贡”。
就像大明规定琉球十年一贡,不准来的时候就是不能来;而新井白石则用贸易信牌制,变相地把贸易变为了大顺向日本朝贡,不准来就是不准来、准你多来那是恩赐,史书上史官即可记下:年月日、唐人来贡。
刘钰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么久了仍旧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时代,不能够完全地用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
他看不懂贸易信牌制背后隐藏的日本中心论,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这一步,回京城后,再颁布一个“禁藩属与蛮夷私自贸易”、“与藩属贸易必须本国造船、水手九成本国”、“南洋货物必经松江转运不得直抵藩属”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
带着胜利者的心态,刘钰没有继续争论到底是因为日本锁国有错在先、还是大顺海商无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这个问题如同“汉时马肝之论”,实在没必要争论。
然后反客为主,问了德川吉宗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将军对日本的将来,有何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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