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并未想这么多。”

　　“呵……”

　　皇帝似笑非笑地呵了一下，瞥了刘钰一眼，问道：“治本、治末。鹰娑伯可有治本之策？”

　　刘钰把头快要摇成拨浪鼓了，心道大顺没救了，等死吧，早晚的。

　　路走到这，其实已经走不通了。

　　跟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搞工业化，能救华夏，但……大顺必死无疑。

　　工业化的痛苦，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外部市场相对大顺的体量，还是太小了，哪怕就现在不工业化，只要西欧各国放开关税真搞自由贸易，就大顺现在的生产力，足以把整个西欧的手工业冲垮。

　　这胎里的病，也算是自百家争鸣后，一切美好都归于三代之治、终极理想是复古的原因——前面的路太可怕了，所以还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何心隐的萃和堂是如此；颜元的井田王政是如此；李塨的三十年地租赎买公田制依然；黄宗羲的破一统而再封建均田还是如此。

　　只能在这个圈里打转，走不出去了。

　　换个洋气点的名字，儒家发展到此时此刻，面对新时代的曙光和黑暗，其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浪漫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反动，使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

　　萌芽长成的大树太可怕了，要吸血吃人腐骨蚀魂，那我直接把萌芽砍了不就得了？

　　什么叫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既要理想，又要小。

　　那便是，仁义之下的井田制，仁义之下的行会制，仁义之下的乡贤乡村。

　　其实也挺好的。

　　只是这句话是有两个要素的。

　　“理想化”加“小生产模式”。

　　后者，小生产模式，好说。

　　前者，“理想化”这三字等同于扯淡。理想化的仁义，带来的就是现实的不仁义。

　　这是为什么日本非要锁国、非要搞一土一作制、非要压制商人的原因；是为什么前明一开始就把天下设计成一个几乎不流动的大农村。

　　这也是为什么刘钰极端、极端害怕国子监的儒学学生去欧洲的原因，更是非要派威海一批没学过儒学仁义的人去革命老区巴黎的原因。

　　启蒙思潮派别很多，但儒生的儒学仁义的文化基因，注定了他们天然最亲近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中的经济浪漫主义，也就是空想小资社——把萌芽快要长成的大树非要塞回胚芽里的派别。

　　那是让正统资本主义，以及正统科社马恩联合一致，恨的牙根痒痒的派别，而上一个获此两家联合反对之殊荣的，还是正统封建主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基因决定派别亲近。

　　不是仁义不好，而是正统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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