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嘴轻重、闭嘴霸术,只恐藩属惊诧,也着实有损圣朝之名。
而且现在这一套东西,确确实实是霸术太重了,不管是勾搭人参贸易,还是刚才的檀香问题,这不都是秉持着“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的思路来的嘛。
这再怎么贴金、圆话,也真的和王道对不上。谁要敢说这是“王道”,那真就可以开除儒籍了。
陈亮那群人,也只能朝着三代之治是王霸并举的路子上走,可不敢说霸就是王、王就是霸。
而是把最高追求定为三代而非王道,并试图“扭曲”最高追求的三代和王道并不画等号,而是说假如最高追求是三代之治,那么三代之治本身是王霸并举,所以王道本身的神圣性低于三代之治,实际上就是在扭曲“内圣外王”这个最终追求本身,并降格为和霸术并行的次级神圣。
这也是激进事功派和其余道学派的一大矛盾:广义周礼派的“至高神”是三代之治,而王、霸、实学、杂术,是至高的三代之治、大同之世的手脚口鼻;广义的道学派,则认为三代之治和内圣外王,二位一体,内圣外王就是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就是内圣外王。
其中分别,任何一个举人水平的都能分得清。
当然一些秀才可能分不太清,但举人水平的肯定分得清。
孟松麓等人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无法在学派内部解释自己为什么算是儒家,但又笃信自己才是真的儒生,所产生的认知混乱。
这种认知混乱之下,他对刘钰的态度,或者说他们学派对于这场变革的态度,就是非常扭曲的。
既支持。
又反对。
既乐观。
又悲观。
既肯定。
又否定。
所有支持、乐观、肯定的一面,又可以说是明末乱世的残余。
学派创始人经历了明末的恐怖,真的是天下将亡、混乱不堪、差点神州陆沉的大恐惧之下,在乱世中某种意义上的“救亡图存”压到了一切:所谓陈同甫、王荆公之学,霸则霸矣,然或可救天下。
乱世危亡之际,实用性压到了一切。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因为他们并不是明末乱是的主角,最终天下兴亡也不是他们决定的,甚至最多算个配角。决定明末走向的,还是当兵的、边军、反抗的百姓、坚守的“贼寇”、不识字的流民、识文断字带着清军围剿农民起义的士绅。
不过,这种乱世思潮的残余,影响到了大顺盛世这些年。
之前乱世下的同路人,在盛世时候,不得不重新分开,决定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要分,但还没完全分的状态,也就造就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所以就像孟松麓面对刘钰这种一脉相承的霸术手段,联想到刘钰对朝鲜国等藩属的态度和做法,他就真的挺矛盾的。
或许,远离这里,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但对于朝廷这些年对藩属霸术用得太多的这件事,他还是稍微提醒了一下刘钰。
然而刘钰闻言,倒不在意,嘲笑道:“昔者,元末时候,红巾北伐过鸭绿江,关先生传檄朝鲜王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
百年前的正式称呼,是红贼。现在大顺这边的官方称呼,不是红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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